苏珊·桑塔格：“我希望听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” | 苏炜
苏珊 · 桑塔格，1933年生于美国纽约，毕业于芝加哥大学。1993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。美国声名卓著的“新知识分子”，与西蒙娜·波伏瓦、汉娜·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，曾被誉为“美国公众的良心”。2004年12月28日，在纽约家中辞世。
本文是2004年桑塔格骤然辞世后，耶鲁大学苏炜教授写的纪念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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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希望听到中国知识者的声音”
——关于苏珊·桑塔格的一点弥足珍贵的记忆
作者：苏炜
苏珊·桑塔格骤然辞世的消息，带给我持久的震惊，却让自己一段沉睡已久、从未向人言及的记忆，蓦地苏醒了。
1992年4月9日至11日，由美国老牌知识分子杂志《党派评论》（Partisan Review）发起组织，在美国新泽西州立的罗格斯大学（Rutgers ）, 召开过一个题为“中、东欧：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变”的大型研讨会。这个被当时《纽约时报》 称为“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一次东、西方知识分子会议”，汇聚了当时东、西方（但不包括中国，见后述）文化思想界最重要的一批领袖人物。光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来了三位——美国作家索尔·贝娄，俄国诗人布洛德斯基（Joseph Brodsky），波兰作家米勒兹（Czeslaw Milosz）。来自前苏联、东德、波兰、捷克、匈牙利、保加利亚、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代表，大都是一批创造和改写了本国历史的人物，比如有“波兰思想库”之称的亚当·米奇尼克（Adam Michnik）、匈牙利著名作家康纳德（George Konrad）等等。而整个会议上最为引人注目、也最触动我的“中国式感怀”的人物，正是——被誉为当今美国知识界“全才”和“良心”的——苏珊·桑塔格。
我和社科院外文所的朱红老师，当时有幸恭逢盛会。今天，翻出自己当年为海外报刊写下的题为《在原有的“意义世界”消解以后》的会议侧记，我惊讶于当时——在柏林墙倒塌不久的1990年代初年，东、西方知识领袖所关心、讨论的问题：比如，“柏林墙倒塌之后”对知识分子历史角色的再省思；人类在冷战结束后如何面对精神价值的重建；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与社会公平问题；关于“仇恨的教育”与人类的生存危机；“文学的死亡”与“诗性的重建”等等，都一一在十余年后今天的现实纷争与知识论说之中，呈现出他们的高度预见性与紧迫性。其中最鲜活的一段，则是会议上围绕“民族主义”话题发生的激烈论争。面对前东欧的几位学者、作家提出的问题：在东欧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民族主义已经成了取代共产主义的一股力量。但这股力量的背后所带来的可能是什么？
知识分子常常对此很迷惑。这时候，俄罗斯贵族的后裔、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孙女托尔斯塔娅抢先发言，以一种“文化优越论”表达出来的“大俄罗斯的傲慢”，公开宣称：如果硬要我在“民族主义”和“帝国主义”之间选择，那我宁可选择帝国主义，因为它的破坏性要少一些，它对创造文化有所贡献。在托尔斯卡娅咄咄逼人的发言中，许多位东欧作家站起来，退出会场表示抗议，会场的气氛一时变得非常紧张和激烈，并且似乎一面倒的站在“民族主义”一边。我注意到，讲台上，作为这个议题引言人的苏珊·桑塔格，神情非常严肃，但一直没有发言，显然也沉入了深思之中。
她在第二天的发言中，出人意表地发表了她的批评性的看法：她批评了托尔斯塔娅的“帝国主义论”，但她并没有附和众议，而是提出了一个真理大于民族、文化大于族群的“国际主义”概念，指出：从前，东欧知识者反抗的声音，被认为代表价值，代表真理；但是如果今天把这种价值和真理简化为“民族主义”的话，那他们只能代表“部落的利益，部落的价值”，这样的民族主义价值反而是过渡性的，那种被讥为“没有根的国际主义”的价值，倒是站在历史一边的。苏珊·桑塔格当时的看法，表述得清晰严谨，尖锐而不失中肯，一时令举座肃然。她的见解或许见仁见智，但给每一位与会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但是，这样一个重要的东、西方知识分子聚会，尽管与“中、东欧”论题的限制有关，所有发言却把“中国”话题完全摒于整个论说之外，几乎没有一言一词论及，却让我这个非正式的与会者感到隐隐的不快。在开幕式结束的鸡尾酒会上，我和朱红老师都不期然的谈到这一点共同感受。我们正说着话，忽然看见，苏珊·桑塔格举着酒杯，穿过人群向我们走来。我们连忙迎上去，苏珊·桑塔格说：我猜你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特意想过来跟你们说说话。朱红也笑笑说：读了你的书很多年，我是专门冲着你的名字来参加这个会议的。谈话气氛一下子变得融洽起来。我仔细打量一眼这位从1960年代以来就在美国与国际知识论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她面容端正清癯，两鬓微霜，说话吐字清晰快捷，穿着随意但经过刻意修饰，显出一种知识女性特有的品味与干练。我于是向她直言：为什么整个讨论把中国的议题排除在外？这样的论题——无论后冷战或者共产主义，离开中国论题，能谈得清楚么？
她严肃地点点头，说：确实，中国话题是不能被忽略的。我正是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她于是向我们仔细询问了中国大陆社会和文化知识界的近况，还笑着回忆道：当代中国对西方知识界最大的影响，是文化大革命。当然，那是作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影响。当时西方的知识分子都关心在中国发生的变化，其实我们当时所知有限。我一直希望能够更深地了解中国，当然，我更希望听到中国知识者的声音，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影响力……
这里记录下来的，只是凭借当时的会议侧记留下的记忆片断。记得当时，苏珊·桑塔格还特意与我们互留了姓名、电话，她希望能和“来自中国的朋友”时常保持联系。在闭幕酒会上，她又一次专门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，互道珍重。她这种关心中国、对中国问题拳拳在念的恳切之心，后来反映在她一、两年后发表在《纽约时报书评》上的一篇关于中国问题的长篇评论《魏京生论》之中。我的一位耶鲁同事翻译了这篇评论，并发表在海外华文报刊上。我听说，日后苏珊·桑塔格造访耶鲁的时候，还对她没有机会见到此文的中文译者，一再表示遗憾。
苏珊·桑塔格在当今人类的知识星空中，像一颗最耀眼的彗星一般陨落了。我知道仅是2003、04两年，苏珊·桑塔格就有三本文集——《疾病的隐喻》、《反对阐释》、《重点所在》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。至于她的那些涵盖宗教、哲学、政治以及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电影、摄影、绘画、舞蹈、音乐等等的精辟论述，对华文世界引发的影响，也许才刚刚开始。上面想记录的，或许可以算是苏珊·桑塔格不大为外人所知的一点“中国情结”，以及作者个人的一段弥足珍贵的微末记忆吧。
2005年元月元日急就于耶鲁澄斋
Susan Sontag with baby. Photo by Annie Leibovit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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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炜，中国大陆旅美作家、批评家，现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，曾任耶鲁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。文革中曾下乡海南岛农垦兵团十年（1968-1978）。1978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，获学士学位。1982年赴美留学，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。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助理。1986年回国工作，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。1990年后定居美国。
曾出版长篇小说《渡口，又一个早晨》（1982，广州《花城》）、《迷谷》（1999 ，台北尔雅出版社；2006，北京作家出版社）、《米调》（2007，广州花城出版社），《米调》曾被评入“2004年中国最佳小说排行榜”，《磨坊的故事》（2016，美国南方出版社）；短篇小说集《远行人》（1988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）、学术随笔集《西洋镜语》（1988，浙江文艺出版社）；散文集《独自面对》（2003，上海三联出版社），《站在耶鲁讲台上》（2006，台北九歌出版社）, 《走进耶鲁》（2009，北京凤凰出版社） ；交响叙事合唱——知青组歌《岁月甘泉》歌词（2008，广州太平洋音像公司），歌剧剧本《铁汉金钉》（2011，北京《中国作家》），《天涯晚笛——听张充和讲故事》（2012，香港大山出版社；2013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《天涯晚笛》被新浪、凤凰、文汇、新华等网评入“2013中国好书榜”），古体诗词集《衮雪庐诗稿》（2015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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